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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的全球传媒业:悲情之下,待解的难题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:2019-01-08  浏览次数:619
核心提示:2018年年末,《时代》周刊将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“年度人物”颁给了自己的同行:来自全球各地的四位记者和一家新闻机构。他们被统称为“守护者”(the Guardians),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沙特驻土耳其大使馆内被残忍杀害的卡舒吉(Jamal Khashoggi)。
 文/方可成

  来源: 新闻实验室(ID:newslab)

  本文首发端传媒

  2018年年末,《时代》周刊将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“年度人物”颁给了自己的同行:来自全球各地的四位记者和一家新闻机构。他们被统称为“守护者”(the Guardians),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沙特驻土耳其大使馆内被残忍杀害的卡舒吉(Jamal Khashoggi)。

  这的确是这个时代全球传媒业的一个缩影:在全球右转、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上升、社交媒体为虚假信息的传播推波助澜的背景下,真相蒙尘;而历来以揭露和传播真相为己任的新闻业,则面临着越来越多不友好的势力和人物,针对媒体机构和记者个体的暴力、压迫、污名化达到高点。

  但这又是一个过于脸谱化的缩影,它营造的似乎是一种“一致对外”、强调外部威胁的悲情氛围:媒体守护真相,却被“恶势力”打压。你可以将《时代》周刊的年度人物评选理解为一次为同行的打气,一次对行业价值的重申。这样的打气和重申当然非常重要,但是并不足以展现当下传媒业的全貌,也没有触及另一些根本的问题——传媒业自身待解的难题。

  从根本上来说,只有解决了自身的难题,才能更好地抵抗外界的恶劣环境。以下是笔者根据这一年来全球传媒业的主要动向,梳理出的主要问题以及可能的机会。

  没钱:仍在探索中的商业模式

  《时代》周刊在自己的年度人物特刊中没有提到的一点是:这份为同行鼓劲的杂志,其实也面临着“自身难保”的危险。这种危险,并不来自那个宣称以媒体为敌的总统,也不来自某位王储或其他任何不怀好意的外部势力,而是来自一个简单的事实:没钱。

  以《时代》周刊为核心发展起来的时代公司(Time Inc.),曾是纸媒时代的巨头,拥有《时代》《财富》《人物》《体育画报》等超过一百个杂志品牌,多份杂志年收入过亿美元。但是,如同绝大多数纸媒一样,最近十年以来,时代公司在互联网的冲击之下,营收连年下跌,负债达到10亿美元。

  去年年底,不再赚钱的时代公司以28亿美元的低价卖身,被梅雷迪思(Meredith)公司收购。梅雷迪思公司也是一家传统媒体集团,旗下也有不少杂志品牌(但主要是女性、生活类,而非新闻类)。它的生存状况比时代公司要好,这主要是因为:梅雷迪思公司旗下的相当一部分资产是地方电视台。在美国,地方电视台受数字媒体的冲击较小,依然可以获得较多的利润。

  彭博社的专栏作家Joe Nocera悲观地预测:《时代》杂志可能已经时日无多。梅雷迪思公司曾经表示过对《时代》《财富》等新闻性较强的杂志不感兴趣,可能会将它们转手卖掉,甚至停刊。这就给《时代》杂志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。这份今年已经96岁的、世界上最具知名度的杂志,也要败给时代了吗?

  《时代》杂志面临的难题,是全球媒体的普遍困境。为了缓解囊中羞涩的窘境,今年,《连线》《大西洋月刊》和彭博社等知名媒体纷纷推出付费订阅,连新媒体阵营的代表BuzzFeed都发布了付费会员计划。而在华语世界中,大陆《南方周末》于今年8月推出付费会员制;台湾《天下杂志》则在年底发布了《数位转型报告》,总结了转型付费一年半以来的经验。可以说,始于一两年前的全球媒体付费订阅潮,在今年达到了顶点,成为了业界公认的趋势。今年4月,报道数字媒体的专业网站digiday将这种趋势称为“转向付费”(pivot to paid)。

  纽约时报近两年来付费用户数量大增,2018年第三季度数字订阅用户已经超过250万人

  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转向:商业媒体的收入主要来自广告和读者。现在,广告大头被Google、Facebook、微信、微博、今日头条等科技巨头吸走,媒体只能更加依靠读者。而深受假新闻和垃圾信息困扰的读者,也越来越有意愿为优质信息付费,乃至将支持新闻业视为自身的公民责任。

  可惜的是,这个看上去一拍即合的解决方案,并不完美。一方面,高高建起的付费墙对于媒体的公共性是一种伤害;另一方面,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怀疑,当越来越多媒体加入付费阵营,再慷慨的读者也不会一一解囊相助。正如纽约州立大学助理教授Brian Moritz所言:你不能期待读者既订阅地方报纸,又订阅《纽约时报》和《华盛顿邮报》,又订阅Netflix,又每个月固定赞助自己喜欢的播客……

  当读者必须有所选择的时候,“二八效应”会非常明显:80%的收入都流向了20%的顶级媒体,它们可能因此活得不错(《纽约时报》在过去两年中的雇员数量从1300人增加到了1500人),但80%的非顶级媒体则会依然生存艰难。

  2018年,大量传统媒体还没有找到出路,一批曾经炙手可热的新媒体网站也陷入了困难。BuzzFeed、Vice等明星新媒体发现:声势再大,流量再多,广告收入还是哗哗流入Google和Facebook等平台的腰包。这也是前者开启付费会员计划的原因。

  更凄惨的是另一家曾经的新媒体未来之星——Mic。这家成立于2011年的美国新媒体一度光芒耀眼,估值数亿美元。然而,今年11月底,几乎所有员工全部被裁,公司以约500万美元的白菜价出售。

  寒冬之中,BuzzFeed创始人Jonah Peretti近期表示:未来可能寻求和美国“五到六家头部的数字媒体合并”,Vice和Vox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合作对象。如果头部的新媒体都需要抱团取暖,那么中部和底部有多冷,大致可以想象。

  新技术带来的解法也没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表现。今年10月,以区块链技术驱动的新媒体Civil公开募资失败。Civil是最具野心的一家区块链媒体公司,它计划支持新一代的、无需依赖广告的媒体创业公司。在今年9月开启的募资中,Civil计划筹得2400万美元,最低目标是800万美元。然而,一个月的募集期结束时,Civil仅仅筹到了大约140万美元,其中还有100万是来自Civil的直接投资方。失败后,Civil宣称几周后便会再次开启募资,但至今仍没有音信。由于已经开始和一些地方媒体合作,Civil的募资失败还引发了部分记者的讨薪。

  当然,是实验就会有失败,重要的是不因失败而停止尝试。今年传来的一则好消息是:来自荷兰的新型媒体The Correspondent在美国众筹成功。这家媒体2013年在荷兰通过众筹成立,全部依赖会员支持,但并不设付费墙(也就是说,不交钱也能阅读),也没有广告,内容优质,不追逐热点,不搞标题党,不煽动人们的情绪。它在荷兰的成功既令人赞叹,又让人提出疑问:是否只有发达的小国才能支持这样的模式?2019年年中,英文版的The Correspondent将会正式发布,它已经开了一个好头,接下来在美国的命运如何,很值得期待。

  总的来说,2018年,全球媒体在“活下去”这个基础的问题上,有所探索,有所失落,还是没有找到确定的答案。

  “封得好”:民众对媒体管制的支持

  2018年,全球新闻自由状况普遍恶化。一个细节再好不过地折射了这种局面:今年8月,在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上,日本的排名前进了5名。但是《日本时报》提醒:这部分是因为其他国家的状况变得更差了。

  在当今世界的新闻自由排行榜上,一个国家好像是在顺水行舟,不退则进。当那么多国家都在变差的时候,“基本不变”竟成了一种进步。

  对新闻自由的一大威胁力量是遍布全球的强人领袖:美国的特朗普、俄罗斯的普京、土耳其的埃尔多安、沙特的穆罕默德·本·萨勒曼、捷克的泽曼、斯洛伐克的菲乔、匈牙利的欧班……他们是自由媒体的打压者,不能容忍异见。记者无国界组织在发布今年的新闻自由排行榜时还提到,各国的媒体管制模式可能存在互相影响和学习。

  上面这几段讲述的故事也是《时代》周刊封面文章塑造的主要框架。但是在这里,我想重点谈谈硬币的另一面:威胁言论自由的并不只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。

  实际上,今日世界的政治强人,大多走的是民粹主义路线。他们抛出的观点和政策,大多以迎合民众意见为出发点。对自由媒体的打压,固然是为了削弱监督和反对的力量,但也是煽动和迎合了民众中的反媒体情绪。

  盖洛普和奈特基金会于今年9月联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,美国民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连年走低。有69%的美国人说,他们对媒体的信任程度在过去10年间降低了,只有4%的人说他们的信任度提高了。而且,在那些信任降低的美国人中,有30%的人(也就是全体美国人中的21%)表示:他们的信任不可能再恢复了。

  特朗普对媒体施以攻击,将他自己不喜欢的报道都污名化为“假新闻”,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美国部分民众的反媒体情绪。但这更可能是一个双向的关系:因为社会上已经存在这样的情绪,因此特朗普会采用这样的策略,而这样的策略又进一步加强了反媒体的情绪。

  在中国,虽然具体的环境完全不同,但我们同样能感受到反媒体的情绪。一方面,这种情绪是过去几年来持续污名化的结果——和“公知”一样,部分媒体成为污名化的主要对象。笔者曾经在《南方周末》担任记者,至今仍然常常会在微博上发表言论后遭到“一看博主是前南方系记者,就明白了”这样的攻击——言下之意,南方系及其记者都是不值得信赖的,是已经“臭掉”了的。

  但另一方面,民众对部分媒体内容的反感并非没有道理,这些民众也不是“五毛党”,他们反感的原因是部分媒体的表现确实不佳。例如,前段时间被关闭的9800多个微信公号中,有一些公号确实做了不地道的事情,包括传播假新闻、洗稿等。今年5月,“二更食堂”在滴滴乘客遇害后使用露骨和恶俗的语言描述事件,击穿了道德底线。这些公号做过的事情,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众对媒体管制的支持心理,为更严格的管制提供了理由。

 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,媒体行业这么大,“二更食堂”做的事情,不应该由其他正规媒体背锅。然而,尽管业内人分得清自媒体、营销号和正规媒体的区别,可是普通民众不容易分清,政府则可以故意不分清。所以,我的建议是:在当下的环境中,媒体行业内更应该形成一种氛围,重申专业主义和职业操守,应该与各类营销号划清界限,不要去跟它们合作,更不要将它们请为座上宾,甚至包装为新时代的代表。

  当民众因为反感二更食堂而喊出“封得好”的时候,其他连带遭殃的媒体是没有多少发声机会的。媒体行业能做的,就是及早与这些低质、煽情内容的生产者割席而坐。

  通过今年在美国发生的一个案例,同样能够观察到媒体自身坚持原则、言行一致的重要性。

  11月初的中期选举之后的一场记者会上,特朗普因为不喜欢CNN记者的追问,要求撤销其白宫记者证。CNN随后起诉特朗普,夺回了记者证。这是美国新闻自由、司法独立的体现。但是,正如Vox的一篇文章分析的:其实,川普和CNN都很享受现在互相开战的状态。

  川普享受这种状态,自然是因为他对媒体的攻击引发了他的铁杆选民的共鸣,同时依靠制造敌人,他也能巩固自己的支持率,这是有威权倾向的领导人屡试不爽的法宝。而CNN享受这种状态,则是因为他和川普之间的紧张关系能够带来收视率,而收视率就意味着广告、意味着收入。川普团队的Kellyanne Conway曾经发明“另类事实”的说法,是制造和传播假新闻的代表人物,但她实际上依然是CNN的常客,被邀请在CNN的各种节目中表达常常极具争议的观点。

  Vox的文章认为,如果你是真的想要传递真相、让民众获得更好的信息,那么你就不应该让一个常常撒谎的人成为节目常客。CNN的收视率冲动,其实和今天很多媒体的流量冲动一样,都是会获得一时的纸面成绩,但终究可能会失去人心的。

  媒体将自己包装成被打压的正义斗士是容易的,但是要做到言行一致、坚守专业主义的价值,则没那么容易。而一旦做得不好,就有被人借题发挥的可能。在这个管制升级、公众不信任媒体的时代,媒体和媒体人都应该更有洁癖,否则,你会因为别人做的丑事而脏了衣服。

  2018年,在自上而下的打压管制和自下而上的反感情绪夹击之中,传媒行业跌跌撞撞,但混沌之中,一条清晰的专业界限可能会逐渐显露,专业主义作为职业准则可能会被重新重视。

  人的价值:在机器的时代越来越重要

  2018年的传媒行业,依然在尝试人工智能,但受限于技术本身的发展水平,以及在媒体内部具体应用时产生的诸多问题,今年并没有太多重要的进展。人们唯一能想得起来的人工智能新应用,大概是新华社推出的“AI合成主播”,不过其表情和语气依然僵硬,与人们想象中人工智能的能力依然相距甚远。

  今年3月,人工智能在传媒领域应用的先行者——美联社发布了一本报告《指南:如何让新闻编辑室为人和机器做好准备》,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新闻业带来的改变和挑战。这份指南最后的落脚点是人的重要性:人工智能是无法创造出“新闻感”的,它们只能放大编辑记者已有的新闻感。在美联社,机器的作用是帮助记者更好、更高效地讲故事。“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重要,媒体里的人所扮演的角色也就越来越重要。”

  对科技的崇拜的确在退潮。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今年开启了一项“新闻创新研究项目(Journalism Innovation Project)”,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,主标题就是:是时候远离那些“炫酷的东西”了吗?

  “炫酷的东西”说法来自美国的新媒体记者Kim Bui。她说,媒体可能普遍患上了一种“炫酷科技综合症(Shiny Things Syndrome)”,也即,喜欢追逐那些最新的、看起来闪闪发光的新技术,但却忘记了另一些更根本的东西。

  提出“炫酷科技综合症”的人,并不是说不应该尝试新技术,而是说:不应该将技术置于新闻创新的中心位置,不应该让炫酷的东西喧宾夺主了。那么,应该将什么置于中心位置呢?这份研究报告给出的答案是:受众,你所服务的人。

  的确,比起机器的顿足不前,今年传媒行业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倒是成为了一个热点。业界越来越形成这样的共识:媒体要更深入地思考自己能给受众带来什么?用接二连三的坏消息轰炸受众的手机屏幕,真的好吗?在全世界范围内,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看新闻而产生焦虑心理,因此患上“新闻疲劳症”,进而成为回避阅读新闻的人。

  于是,“解决问题的新闻(solutions journalism)”这个概念越来越普及。它指的是:不仅报道问题,而且报道人们为了解决问题而作出的努力和成果。这些新闻告诉我们:瞧,有那么多人在做着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事情,这个世界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丧,你也可以去做更多。

  今年8月,谷歌在美国推出了一项新功能。在所有搭载了谷歌语音助手的设备上,你都可以对它说:“Hey Google, tell me something good”。然后,它就会向你播报一条符合“solutions journalism”定义的好消息。比如,底特律是一个因为制造业衰落而陷入凋敝的城市,有一则新闻说,当地的居民把废弃的停车场变成养蜂场,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。类似的新闻还有:如何用电脑游戏来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到城市规划当中来;冰岛用了怎样的方法来减少青少年饮酒的问题;佐治亚州立大学如何基于对过往数据的分析,来帮助学生的学业,避免他们退学……

  谷歌官方解释说:之所以要推出这项功能,并不仅仅是想要减轻人们的压力和焦虑感,更是因为这类新闻对社会有积极影响,它们会激励我们更积极地去面对各种问题和挑战,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对话——不仅是关于“哪里有问题”的对话,更是关于“可以怎样变得更好”的对话。

  这类新闻将人从“生存模式”(survival mode)转向“解决问题模式”(problem-solving mode)。在“生存模式”之下,我们时刻警惕着周围的坏消息,在紧张焦虑之中疲于防守和抵抗;而在“解决问题模式”之下,我们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,我们也知道可以通过怎样的路径去解决问题,我们互相激励,行动起来。

  谷歌语音助手向大家播报的这些好消息,来自一个叫Solutions Journalism Network的组织的筛选。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宗旨就是将提供社会问题解法的“solutions journalism”发扬光大。现在,这个组织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。前不久,BBC总裁托尼·霍尔宣布:BBC也将在2019年引进更多solutions journalism的报道,呼吁更多人能够在关注问题的同时,更多地关注解法,关注人们的行动。

  这并不是什么高精尖的科技,但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变对传媒行业的影响,可能并不亚于人工智能。

  多元传播主体:压抑当中的机会

  虽然2018年的传媒业总体氛围压抑,但依然有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和项目。

  从全球范围来看,对#MeToo运动以及相关性别议题的持续报道都是今年最重要的报道主题之一。今年4月颁发的普利策新闻奖中的最高奖——公共服务奖毫无悬念地授予了《纽约时报》和《纽约客》。去年10月,这两家媒体揭发好莱坞大佬哈维·韦恩斯坦性侵丑闻的两则重磅报道,正式拉开了全球反性侵#MeToo运动的帷幕。

  今年10月,在#MeToo运动一周年之际,各家媒体均推出了总结和盘点。彭博社基于美国案例的数据梳理显示:过去一年间在美国媒体上被公开指控性侵或性骚扰的人物达到429人。而这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,危机咨询顾问Davia Temin的统计是超过800人。从时间上来看,今年的新案件报道一直没有中断过。

  《卫报》在今年10月的一篇总结文章中说:“me too”这个简单而有力的表达,促使社交媒体上形成的一种团结力量,帮助人们开始谈论自己的经历——这种经历不仅是充满痛苦的,而且被有意掩盖或无视了很多年。一代又一代的女性被告知:不要谈论这些事。现在,这个禁忌的话题终于被摆上了台面,并且获得了全球性的参与。

  在一些媒体,对于性别议题的报道已经常态化,并不止于调查性骚扰和性侵事件。《纽约时报》去年年底任命了一个新的“性别编辑”(Gender Editor)。在她的带领下,今年该报的“性别计划(Gender Initiative)”发展很快,成为别具一格的新版块。

  在中国的#MeToo运动中,尽管也有重要的调查报道出炉,但发挥最重要作用的并不是大媒体,而是依靠社交媒体平台发声的个人和新型媒体。

  科技巨头有点烦:平台霸权出现松动

  总结2018年的全球传媒业,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角色,那就是手握各类平台的科技巨头。

  上文提到,媒体普遍在“缺钱”的困境中挣扎。若论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“责任人”,那就是以Google和Facebook为代表的科技巨头了,它们以一种近乎“降维打击”的方式摧毁了媒体依赖广告的收入模式。

  2018年,科技巨头和媒体之间的力量差距依然是悬殊的。社交媒体平台依然牢牢把控着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,媒体依然只能以寄人篱下的身份与平台合作,做一个话语权不大的内容提供方。科技巨头一声令下发展视频,媒体便集体转向视频;而当科技巨头发现这条路没有预想中顺利,准备掉转船头的时候,媒体蜂拥而上的“转向视频”战略便面临着巨大的困境。

  尽管平台主导、寡头垄断的局面一时难以打破,但2018年的一个显著变化是:平台不再是所向披靡、坚不可破的形象。这一年,科技巨头们实在是有点心烦。

  在美国,Facebook的扎克伯格和Google的皮猜都坐上了国会听证席,接受议员们的长时间提问。虽然普遍老迈的议员们闹出了不少笑话,比如质问扎克伯格为什么iPhone上会蹦出自己的照片,但是将他们推上听证席的,是议员们身后汹涌的民意。2016年美国大选中泛滥的假新闻、各大平台上愈演愈烈的仇恨言论、用户隐私被泄露的“剑桥分析”事件、谷歌为中国市场开发“阉割版”搜索引擎的“蜻蜓计划”,都成为人们对科技巨头们不满的原因。

  今年3月,科技媒体《连线》杂志的封面人物呈现的是脸上伤痕累累的扎克伯格。它将Facebook近期的经历总结为“地狱般的两年(two years of hell)”。

  在国会听证席上。扎克伯格对议员们说:“我们应该对我们平台上的内容负责吗?答案是很明确的:需要。”这是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说法。他知道,“我只做一个平台,大家在平台上做什么跟我无关”、“我只专注技术”、“我只关心效率和连接度”已经很难充当挡箭牌了——公众不买账,监管者也不会视而不见。新媒体Axios和调查公司SurveyMonkey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:有超过半数(55%)的美国人希望科技巨头得到监管,这比3个月之前提高了15个百分点。

  在中国,几大科技巨头悉数被网信办约谈,多款流行App都遭遇了短期下架的处罚,今日头条旗下的“内涵段子”更是直接被突然关闭,网游因为成瘾问题面临监管大棒,腾讯等科技公司的股票价格显著下跌。尽管中国针对平台的管制措施是威权式的,但它和美国一样反映出的是:2018年,平台的政策风险显著上升。

  在欧洲,针对平台的监管以立法的方式走在了世界前列。今年5月份开始实施的《通用数据保护条例》(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,简称 GDPR)被称为“史上最严格的隐私保护法”,是数字时代最重要的立法之一。它显著增强了对用户数据的保护,对平台使用用户数据的方式进行了诸多限制。在这个“数据即是石油”的年代,GDPR在保护用户权利的同时,也直接指向了科技公司的命脉。

  立法是重要的,但真正的变化还需要全社会的意识觉醒、形成共识。今年11月,万维网(World Wide Web)之父Tim Berners-Lee发出了新的倡议:一个叫做#ForTheWeb的契约(contract)。这个契约旨在保障个人权利,减少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。Tim Berners-Lee将其称为“万维网的大宪章”。

  英国大宪章(Magna Carta)是一份签订于1215年的重要文件,它的起因是对国王的反抗。大宪章对国王的权力进行了限制(任何人,包括国王,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),确立了“正当法律程序”的条款,保障了贵族享有的政治权利与自由,并确保了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。它成为了日后英国政治秩序的基石,也对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政治秩序提供了启发,带来了深远影响。

  类比之下,这份万维网大宪章的背景,就是对以互联网巨头以及某些国家政府为代表的力量进行反抗,对它们的权力加以限制,保障普通用户的权利和自由,并希望能够成为今后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参照准则。

  Tim Berners-Lee在接受《卫报》采访时说,“很多年以来,人们都觉得,万维网上美妙的东西将会占据主流,我们将会拥有一个更少争端、更多理解、科学更发达、民主更牢固的世界。然而,最近几年的新闻让人们感到幻灭。目前,科技连接起人性的方式是以一种反乌托邦(dystopian)的形式运行的。网络暴力、偏见歧视、意见极化、假新闻,很多东西都坏掉了。这个契约要做的就是让网络真正为人性、科学、知识、民主服务。”

  根据Tim Berners-Lee的设想,这项“万维网大宪章”有三大目标:每一个人都能以负担得起的价格上网;每一个人都在网上感到安全、被欢迎;为每一个人赋权。这也呼应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那一幕:Tim Berners-Lee出现在场地中央,在键盘上敲出一行字,大屏幕上显示出“This is for everyone”。

  2019年,万维网将迎来30岁生日。30年前,Tim Berners-Lee将自己的这项发明免费送给了世界,这是一份给每一个人的礼物。30年后,我们的数字世界能否恢复“初心”,能否以一个为世界创造更多美好而非丑恶的形象再出发?这也是广义的传媒行业需要共同解答的难题之一。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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